宝鸡有个金台观，朝南面对秦岭山。

自古脚户朝山行，山中故道能下川。

石家营、二里半，桑园铺过去任家湾。

益门镇口子钻了山，观音堂、二里关。

老爷勒马看宝山，东河桥上打过站。

黄牛铺里宿一晚，第二一早到凤县。

酒奠梁、留凤关，柴关岭上雾眯眼。

上了鸡头关，眼泪擦不干。

看见汉中坝，咧嘴笑哈哈。

七褒城、八勉县， 十二三天到广元。

一首千百年来老脚户们流传下来的民谣唤起了人们遥远的记忆，也大致概括了川陕故道从北口宝鸡到四川广元所经过的地名和行程。宝鸡乡党口中所谓的“脚户”就是搞运输的，包括吆牲口的、挑担的、背负的等，以这种方式运输货物和旅客为生的行当。

石家营（即今高家镇三合村一组），地处渭河和清姜河交汇处的渭水南岸姜水西岸，是自古以来的水旱码头，南来北往的客商都要在此汇集。那时候渭河上还没有桥，靠渡船过河，因此石家营码头就显得非常繁忙。清姜河上益门镇石拱桥是唯一的过河通道，益门镇往下再没有第二座桥梁。那时候清姜河水量较大，平时要到河对岸去，又不想绕道石桥，除了身强力壮的男性能卷起裤腿或脱掉裤子插河（趟水）过去外，其他人要花几个小钱让背夫背过河去。笔者小时候依稀还记得清姜河上背河的情景，那些背夫们通常上身只穿一件背心或对襟小褂子，下身大多是连裤头都没有，基本赤裸，遇到女眷们过河即使尴尬但也无可奈何，只好闭上眼睛转过头去，或者见怪不怪全当什么也没有看见罢了。如遇涨水，即便是壮汉也难以趟水过河。

往南去的客商们从石家营码头上岸后，沿自古以来的川陕官道前行不远就到了“二里半”（今铁塔厂一带），“二里半”是地名，这里有油坊、烧锅（酒坊）、滩店、客店、饭馆等，人们可以在这里歇脚、打尖、采办货物。据老人们讲，二里半的烧锅酿制出来的酒醇厚绵软、香气浓郁、回味悠长，名气很大。南来北往的客人，尤其是四川客人都要到这里歇脚，开怀畅饮，临走还要带上，因此烧锅生意兴隆。据说烧锅酿酒用的是磨渠里的水，而上游有十几盘水磨，这水流经水磨时被磨轮反复击打，使水质发生了变化，因而酿出来的酒与众不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抗战的需要在高家镇地区创办了“陆军特种兵联合分校”，由于日军的封锁，联合分校的汽车缺乏汽油，就征用了烧锅改制酒精作为汽车燃料，从此，为民间酿制美酒的烧锅就不复存在。

再往南走不多时便到了桑园铺，古时候称为铺的地方一般都在官道边，都有驿站，供传递公文的差人和过往官员歇脚或换马，因此，桑园铺也是个比较热闹的地方。当年这里商店、饭馆、旅店、车马店、药铺、磨坊一应俱全，还有一座“关楼”横跨在官道上，车马行人要从楼下通过，楼上供奉着关帝圣君的塑像。笔者小时候记得，沿古官道两旁木板门面房的店铺仍然还在，只是都不营业了。桑园铺向南就是任家湾了，因是在官道上，任家湾也有店铺和小街。

穿过任家湾已走到秦岭脚下，跨过益门石拱桥就达清姜河东岸的益门镇（即现在的神农镇益门堡村）。旧时的益门镇有两层含义，一是这里确曾设置过行政区划上的镇，不但有商铺，而且是个较大的集市，附近十里八乡的人们都到这里赶集，买卖土产山货、农副产品，采购日常生活用品；二是军事要塞，有驻军把守。由于益门镇的交通地理位置处于古官道自陕入川的隘口，因此就有了“益门镇口子钻了山”的句子。据老人们讲，在民国25年（1936）川陕公路正式修通以前，往南去要一直沿着悬崖从崎岖的羊肠一线行走，主要依靠“鸟道”和“陈仓栈道”交通，地势险峻，步履艰难，更不可能通车辆。交通运输主要靠“人背、肩挑、牲口驮”，其艰辛可想而知。

一路向上，过二里关、攀观音山，过往官员在青石崖前勒马驻足，遥望瀑布、望山兴叹。经过一番疲于奔命的跋涉，终于翻越秦岭，到达东河桥，稍事休息，还要继续赶路，因为第一站的目的地是黄牛铺，因此就有“东河桥上打过站，黄牛铺里宿一晚”的句子。相比之下，从东河桥到双石铺这一段路要好走一些。脚户们赶路都是天不亮就要启程，到凤县县城（即今双石铺镇）时才是早饭时分。但从双石铺往南，山路又逐渐陡峭起来，酒奠梁、柴关岭，一山更比一山险恶，脚户们疲累自不必说，还时常提心吊胆，因此就有了“过了鸡头关，眼泪擦不干”。经过辛苦奔波，终于峰回路转，从山顶远远望见了汉江平原，“看见汉中坝，咧嘴笑哈哈”是他们心情为之一振的真实写照。自此走出了难于上青天的秦岭“天险”。接下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七褒城、八勉县，十二三天到广元”。

由于从渭河船运到石家营码头的货物上岸以后，除了少数客商自备有骡马外，大部分南运的货物以及客运要靠雇佣当地的脚户牲口，这就催生了清姜河两岸的农村脚户这一行当的兴盛。那时候农村普遍都不富裕，80%的农民要靠种地以外的收入补贴家用，一是“耍手艺”，即木匠、铁匠之类的手艺；二是“耍担担”就是挑着担子串乡或赶集叫卖面皮、凉粉、豆腐脑之类的小吃；三是“当脚户”，因市场需求日益旺盛，第三种人占的比例较大。还有从脚户发展到马帮的大户，高家镇塔稍村曾有个叫符景汉的人，他家的马帮拥有上百匹骡马，马帮一出动，摆在路上长达几里路，雇有几十个人赶骡马，自己则坐在骡轿上督阵。当时有民谣称：“宁当符景汉，不坐两当县”。这样的规模就不单是搞运输了，同时自己也做生意。

大多数的脚户都拥有自己的一匹骡子或马，受人雇佣、替人运货或载客。最不行的，手头过于拮据，就买一条毛驴，跟在别人后面吆着，一般自己不敢走单帮。本地脚户没有挑担子运货的，据老人们讲，四川和汉中那面有挑着担子翻越秦岭运货的脚户，从那么遥远而又艰险的山路挑着沉重的担子一路过来，真有点不可思议。

当脚户赶牲口不但辛苦，也是一门技术活，首先要会喂牲口，给牲口治疗小毛病，身在旅途，脚户和牲口相依为命，把牲口照料好，才能旅途顺当。其次要会捆绑货物和应付各种路况，这一点也很重要，脚户们流传的“四大难”是：“椽驮子、板驮子、鸡蛋驮子碗驮子”。一般来说，脚户能将这四种货物打理好，安全的运到目的地，其他货物就不在话下。

在当时秦岭还不能通汽车的年代，牲口所能驮运的货物种类有限，太大的货物就难以运输，南来北往的脚户们所承运的货物大都是日用百货、布匹绸缎、烟酒副食、土产山货、粮食、药材等。

到了1936年10月，川陕公路历经修修停停终于通车了，虽然还比较毛糙窄陡，但毕竟能通汽车了，此后这条联通西南西北的交通大动脉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抗战物资和人员的输送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战胜利以后，胶轮大车逐渐兴盛起来，在弥补汽车运输不足的同时逐步取代了马帮的运输功能。再后来，除了在不通公路的偏远地区能见到脚户赶牲口的身影外，脚户这一行当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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