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玉琴生在陕西省富平县墩台沟的窑洞里，在她十个月的时候，生父赴京上大学和家里失去联系，多年杳无音信。她随母亲在西安又和一位邮电工人组成一家。她生性倔强，凭着刻苦学习考上了西安交大附中。初中学习成绩名列班上前十名，高中她曾获得女子二百、四百、八百米比赛第一名，其中一项成绩接近全国女大学生第五名的成绩。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在北京的生父鲁人和在商洛的继父孔繁骏由于历史问题被打成牛鬼蛇神，家庭受到了株连，生活十分艰难。

1968年11月至1969年1月，260名原西安交大附中同学分两批插队来到宝鸡县红峪人民公社（今宝鸡市渭滨区晁峪乡）。孔玉琴便是第一批同学中的一员。

下乡1个月零4天，南岔大队第一生产小队女知青金兰珠被队里的农民杜桂林残忍地杀害了。噩耗传来，孔玉琴为之悲痛、震惊、迷惑，经过好多时日，她才从矛盾冲突中解脱出来，安心插队落户。下乡不到半年，因受继父的株连，被造反派逼迫，她还把母亲和五个弟妹从商县县城迁到她下乡所在地——宝鸡县晁峪公社新庄二队。当时家中老的老，小的小，她在姊妹中排行老大，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她早起晚睡，背粪、割麦、磨面、上山背扫帚，还学犁地、扬场，样样农活都干。尤其是她带着弟妹、拉着架子车进山砍柴。她背起百余斤柴禾艰难地走在弯弯的山道上，汗水湿透了衣衫。在拉柴车返回家的几十里路途中，遇到上坡的时候，看到她们的知青和乡亲们没有不帮忙推车的。途经段家磨生产大队第三生产小队的时候，队上的知青热情地招呼喝水、吃饭，孔玉琴和弟妹都很感动。

正当她用稚嫩的肩膀支撑住家庭重担之时，一个个不幸又向她袭来：69岁的继父在商洛上山送信摔断了腿；17岁的二妹绝望地服毒自杀；小妹拾柴从山上跌落，几乎丧命。她含泪忍悲掩埋了二妹，又背着小妹四处寻医。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黑五类”子女，凭着拼命劳动，获得了贫下中农的信任和好评，被任命为大队民兵连连长。她参加过上川、槐树岭两个生产大队两期贫宣队，被培养入党,填过入党志愿表，新庄生产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讨论通过，上报郊区党委，由于生父和继父的历史问题未被批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商洛地委为她家落实了政策。她的继父不是潜伏特务而是一名积极抗日的热血青年。他的生父在北京参加学生运动，是地下党，后来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曾任联合国译训部办公室主任。时来运转，她的母亲和弟妹返回到商县县城，两弟两妹都给安排了工作。

1971年秋季，她被招为教师。孔玉琴任教以来，不忘在晁峪下乡的艰难岁月，不忘给自己帮助的父老乡亲。她常抽时间回“家”看看，看看家乡的父老乡亲。村里父老到宝鸡看病住院，她都去探望。原晁峪知青纪念下乡40周年大型集会，为晁峪小学捐款赠书她都慷慨解囊。她和晁峪的父老乡亲有着不解之缘，有着割舍不断的至爱深情。

她从教三十余载，工作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耕耘在教育这块广阔的天地之中。特别是在智力开发班工作中，由于多年从事中学和小学的教育教学工作，搞幼儿教育对她来说还是个新课题，她虚心向从事幼儿教育多年老教师请教，认真学习钻研幼儿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并在实际工作中积极探索，灵活运用，抓住幼儿的特点，针对幼儿存在的突出问题循循善诱，做耐心细致的工作。

一份爱心，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她在幼儿教育方面探索出一条路子，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了校领导的赞许和奖励。《陕西教育》1997年第5期上还登载过她的事迹。

特殊的年代造就了老三届。他们不怕吃苦，锐意进取，勇于拼搏，不屈不挠。孔玉琴只是老三届中极为普通的一个。正是千千万万个老三届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拼搏，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孔玉琴现在已经退休在家。她深情地说：“晁峪是我经历苦难、得到锻炼的地方。我永远忘不了他，我永远忘不了这一方热土的父老乡亲！我衷心祝愿晁峪人民富足丰饶，祝愿晁峪的父老乡亲日子越过越好！”